彼时分子生物学进入关键转折点，冷战背景下政府秘密自主DNA研究，而X射线晶体学刚刚趋于成熟，在大环境的多重加持下，学术界普遍认为，DNA结构的确立将是诺奖级别的发现。

所有人都意识到，DNA就是下一个划时代的成果。

1950年代，世界范围内共有三个团队先后加入了这场足以让自己青史留名的角逐，分别是富兰克林和她同实验室的威尔斯团队、鲍林父子团队，以及沃森团队。

如今已知自然界中的三种DNA型态，分别是A型、B型与Z型，其中B型为标准型态，但那个时候对于DNA的研究刚刚起步，学界对DNA知之甚少，就连DNA分子类型都有争议。

当时富兰克林与其助手高斯林发现DNA有两种型态，潮湿状态下，DNA的纤维会变得较长较细，称做B型；而干燥时则变得较短较粗，称为A型。

由于意见分歧，A型由富兰克林进行研究，B型则是交给她的同僚威尔斯。

之后，富兰克林提出A型DNA的X射线衍射图，并进行了演讲。正在研究蛋白质结构的沃森团队得知这些讯息后决定调整研究方向，并开始尝试排列DNA的螺旋结构，当时其团队的模型是鲍林提出的三股螺旋结构。

1952年，富兰克林与助手高斯林经过长时间研究，获得一张B型DNA的X射线晶体衍射照片，并且对图片做了分析。

这张照片，便是著名的“照片51号”，曾经被形容为“几乎是有史以来最美的一张X射线照片。”

由于一贯对数据抱持极端谨慎的态度，富兰克林并未发表研究成果，并继续将研究焦点放在A型DNA。

彼时学术界对女性科学工作者带有偏见，富兰克林性格强势，在工作中难以与其他人合作，种种原因交织下，她的研究成果在男性主导的学术环境中受到限制。

1953年，与富兰克林同实验室的同事威尔斯，在未通知富兰克林的情况下，将照片51号拿给其他同样正在研究DNA的沃森团队过目，并详细解释了相关的研究结果。

这些发现引起了沃森团队的重视，他们马上重启了对DNA结构模型的建构，并请求威尔斯同意他们也进行相同研究。

原本对A型DNA为双股螺旋状态持怀疑态度的富兰克林，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之后，在2月24日得出两种DNA皆为双股螺旋的结论。

紧接着，到了2月28日，沃森团队宣布，他们发现了双股螺旋模型。

1953年4月，权威期刊同时发表了三篇论文，顺序是以沃森团队为先，然后是威尔金斯等人，最后是富兰克林。

其中富兰克林的论文，是与其助手高斯林共同发表。

沃森团队在论文中提及他们受到威尔斯与富兰克林等人的启发，但并未详细说明，也没有致谢。而威尔斯与富兰克林，则在论文中表示自己的数据与沃森克里克的模型相符。

1968年，沃森在书中将彼时已故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形容成一个“女学究”型的女性，从来不注意女性特质，不涂口红也不注重穿着，并且猜测富兰克林可能出自不幸的家庭。

同时沃森也误以为富兰克林是威尔斯的下属，并描述她是个不合作的人物，称其完全反对双螺旋结构模型。

在原时间线历史中，富兰克林的贡献最终得到承认，沃森和其团队重要成员克里克坦承，其研究结果是建构双螺旋结构的必要线索，并承认她的贡献是这项重大发现的关键。

这或许已经是历史中那些功成名就者迟来的道歉与承认，但对于彼时早逝的富兰克林，甚至当时与她同样屡遭忽视的女性科学工作者来说，却不知是否为时已晚。

白棘回过神，重新将注意力转回眼前这位伟大的女性科学工作者身上。

富兰克林的发色很深，一头棕色的卷发随意被束在脑后，连额前的碎发都被一丝不苟地固定起来，似乎是为了避免在工作时被碎发分神打扰。

她身上穿着连身的白色实验服，下摆沾着些褐色的斑点，衣服两边的口袋里随意插着些工具便于随时取用。

白棘注意到，除了实验服，富兰克林的身上并无其他用以防护隔离的服装。

观察到这点，她蓦然想起，曾有些未被证实的观点认为，罗莎琳德的早逝，除了家族遗传因素之外，也与她工作中不习惯穿着防护服装，而让身体承受了大量X射线有关。

思虑至此，白棘在心中暗自记下这个细节，准备在之后适当时机加以提醒。